然而，许大茂毕竟是许大茂。
短暂的蛰伏后，他很快调整了策略。
他不再进行那种肤浅的、针对傻柱个人的炫耀性挑衅，那太低级，也容易引火烧身。他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“经营”——一种更隐蔽、更注重实际利益、也更符合他“放映员”身份优势的攀附与钻营。
他利用工作之便，接触到的信息和人脉，比普通工人要广。
他开始有选择性地、看似不经意地在轧钢厂一些有些实权的小领导、或者家里有些背景的同事面前，提及自己“岳父”的一些“旧关系”
不是直接炫耀，而是带着一种“请教”或“感慨”的口吻。
比如“听我岳父说，他以前认识某某局的某某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”、“唉，现在想办点事真难，不像以前，我岳父那时候……不过那都是旧社会的事了，不提也罢”。
这种半遮半掩的提及，既能勾起别人的好奇和一丝敬畏，又显得自己并不以此自傲，反而带着对“旧时代”的批判性反思，政治正确上挑不出毛病。
他更加勤快地往家里捣鼓东西，但不再是什么都往外拿。
他开始有针对性了。
厂里管后勤的副科长喜欢抽烟，他就“正好”有朋友从上海带回来两条“凤凰”；
车间主任的儿子要结婚，想弄点稀罕糖，他就“恰好”能通过娄家的关系，搞到几斤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“奶油太妃”；
甚至对二大爷刘海中，他也改变了策略，不再只是递好烟，而是有时会“请教”一些“政策问题”，或者“透露”一点从领导那里听来的、无关痛痒的“内部消息”，满足刘海中的官瘾和虚荣心，让刘海中觉得他许大茂是“自己人”，是“有门路”、“消息灵通”的。
他对娄小娥的态度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少了几分最初的刻意讨好和炫耀，多了些实际的、物质上的“供养”。
他弄回家的东西，开始更多地考虑娄小娥的喜好和“体面”所需——
一块质量上乘的羊毛围巾，一瓶友谊商店才能见到的雪花膏，甚至托人从南方捎来几本印着繁体字的旧诗集，他知道娄小娥喜欢这个。
他开始学着说一些“文雅”点的话，抱怨食堂饭菜油腻时，会说“不如小娥你做的清淡爽口”，看到院里孩子玩闹，会感慨“还是咱们小时候单纯”。
他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