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，王建国话锋一转，目光再次落到被贾张氏死死挡在身后、只露出半个惊恐脑袋的棒梗身上，语气依旧平淡，却每个字都像冰锥：
“但是，棒梗刚才说的那句话，‘你们家是坏分子’，‘剥削劳动人民’，‘喝人血’——这几句话，不是孩子打架的气话，也不是‘胡说’能解释的。”
他逐字重复了棒梗的指控，清晰，准确，没有任何添油加醋。
院子里更静了，连贾张氏都一时噎住。
“这些话，是什么意思，是从哪儿学来的，为什么要对着新平、对着我们王家说？”王建国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逻辑严密，步步紧逼，“贾大妈，您是贫农出身，贾东旭同志是因公牺牲，这些都是事实，组织上清楚，院里邻居也都知道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才更要搞清楚，棒梗一个孩子，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？是听了谁的议论，还是自己心里就这么想的？”
他巧妙地把“贫农”、“烈属”的标签变成了需要“澄清”的背景，而把焦点牢牢锁定在“话语来源”和“动机”上。
他绝口不提自己是否被“污蔑”，而是追究这“污蔑”的根源。
这比直接反驳“我不是坏分子”高明得多，也危险得多——他在引导众人思考，是谁在教唆孩子，或者，是什么样的环境，让一个孩子产生了如此“可怕”的想法。
贾张氏脸色变了。
她再泼，也听出了王建国话里的陷阱。
教唆孩子说这种话？
那可比孩子自己胡说严重百倍！
她立刻尖叫：“你放屁！谁教他了？没人教！他就是个孩子，被你们逼急了，胡咧咧的！孩子的话能当真吗？啊？王建国，你一个当干部的，跟个孩子较真，你还要不要脸？”
“孩子的话，往往最能反映听到看到的东西。”
王建国不为所动，目光扫过院里神色各异的邻居们，“今天他可以对我们家说这种话，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对别的邻居说？对学校老师说？对街上的任何人说？今天说是气话，没人追究，那以后呢？等他说顺嘴了，养成习惯了，惹出更大的祸，谁来负责？您能负责吗？”
他不再看贾张氏，而是看向易中海和刘海中，语气加重了些：
“一大爷，二大爷，棒梗是院里的孩子，也是学校的学生。他今天这个情况，我觉得已经不是简单的打架和骂人问题了。这涉及到孩子的思想教育，和……可能受到的不良影响。咱们院儿，一向是团结互助的先进院，不能对这种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