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脸上没有任何被冒犯或慌乱的神情，甚至微微颔首，对提问方向表示认可，显得更加沉静专业：
“很好的问题，确实触及了战时医疗伦理与效率的核心矛盾之一。这正是我们不断摸索和召开此类交流会的目的。任何医学评估都无法完全脱离经验判断，但我们的标准力求最大程度客观化。”
她没有回避，反而直接坦坦荡荡的点明了问题的双重属性。然后略作沉吟，短暂的沉默仿佛不是迟疑，而是在认真思考这个“学术问题”。
随即杨怀潋抬起头，将问题牢牢锚定在预设的安全范畴内：
“首先，从纯粹的技术与操作层面回答，分级分诊标准，其首要和唯一的依据，是伤员‘即刻的生命危险程度’，与‘伤势的可逆性’。
我们依据的并非单一指标，而是可快速评估的生理体征组合：呼吸、循环、意识、出血量、创伤部位、感染风险、休克指数、是否存在立即危及生命的损伤，等客观指标。
任何基于身份、背景或所谓‘未来价值’的考量，都与医学伦理和日内瓦公约精神相违背，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医疗系统的公信力与中立性。
我们强调培训和标准化评估流程，正是为了减少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，确保有限的资源，优先用于逆转那些‘即将失去’的生命。
一个年轻士兵的大动脉喷射性出血，与一位军官的同类伤情，在医学评估和处理优先级上是完全等同的。因为我们抢救的是‘即将消失的生命体征’，而不是某个身份。”
她将“军官与新兵”的尖锐对比，替换为更普适、更无争议的“伤势不可逆与可逆”的医学案例。
“伦理层面上来讲。”杨怀潋的语气变得更加庄重。
“医生的职责是依据医学需要，竭尽全力挽救生命、减轻痛苦。医学伦理的基石之一，便是‘生命至上’和‘公平原则’。
但‘公平’在这里的定义，是基于同一套可重复的医学标准，对所有伤员进行同等评估后得出的优先级，而非简单的平均主义。
至于您提到的‘潜在价值评估’或‘资源分配权重’，在理想状态下，医疗资源应按需分配。但现实是，我们时刻面临短缺。”
她的语气带上了一丝沉重的现实感：
“此时的操作原则，核心依然是医学判断，而非社会价值评估。是基于上述分诊后的优先等级，并结合‘救治成功率’与‘资源消耗比’进行动态权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