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亦可冷笑道，“两家人都是二十多年前就搬走了，房子一直出租。
现在听说要改造，上个月突然搬回来，说要‘落叶归根’。
开口就要三套安置房，外加两百万现金补偿。”
江临舟夹菜的手顿了顿，“理由呢？”
“理由？张树立的堂弟说，他家户口本上五口人，按人均面积算就该分三套。
汪副局长的小舅子更绝，说老房子有他‘童年的记忆’‘情感的寄托’，要求精神损失补偿。”
“街道办和拆迁办，没做工作？”
陆亦可声音陡然提高，模仿着回来汇报的保障局同志语气。
“做了！怎么没做？
可人家说了：‘我哥在纪委，最懂政策。你们别想糊弄老百姓。’
动不动就威胁要去信访局投诉，要去找媒体曝光。
我们局的小刘，前天被那家老太太，指着鼻子骂了二十分钟，说‘官僚主义欺负老百姓’！”
江临舟叹了口气，给陆亦可碗里夹了块肉。
“吴市长，知道这些情况吗？”
陆亦可重新拿起筷子，但没什么胃口。
“能不知道吗？
但他刚回来，估计他不会处理，还是下面工作人员的事。
张树立是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，汪副局长虽然退了二线，但在老干部系统里人脉很深。
硬来不合适，软劝又不听。”
陆亦可看向江临舟，抱怨道。
“你知道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吗？
这些人仗着体制内的亲戚，以一副‘受欺负的老百姓’的姿态，拿着‘民意’‘权益’当武器，跟组织讨价还价！”
江临舟默默地吃着饭，听着陆亦可的抱怨。
饭后，江临舟收拾碗筷，陆亦可在旁边擦桌子，江临舟忽然开口。
“亦可，国内的事情，最难的不是制定规则，而是在规则与人情之间找到那条线。
规则太硬，会断裂；人情太软，会崩塌。”
陆亦可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江临舟关上水龙头，转过身靠在橱柜上。
“煤矿新村这件事。
从规则上讲，补偿标准是市政府常务会通过的，有政策依据，有第三方评估。
如果有人不满意，可以申请复核，可以走法律程序——但绝不能漫天要价、以闹取利。”
“可实际上呢？”陆亦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