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说得轻巧，像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东西，但我昨天花了整整一个午休才找到这个角落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？”我又问。
“因为你昨天一直在看二楼的方向。”她夹起一块玉子烧送到嘴边，胡乱咀嚼了几口就咽了下去，“从你坐的位置只能看到二楼的栏杆和这个方向的窗户，我想你大概是在选明天的位置。”
我不由得沉默了。
从那以后，这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游戏：我像一只受惊的蜗牛不断更换藏匿的壳，而她的“直觉”总能精准地找到我。
有时在古籍区最深的书架后，那个区域没有人去，收藏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学术期刊，我把自己塞在两排书架之间的窄缝里，三波同学比我稍微丰满一些，侧着身子才能通过。
有时在报刊室废弃的桌椅间，那些桌椅是从旧校舍搬来的，桌面有烟头烫过的痕迹，椅腿有些已经松动，坐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。我把它们围成一个半圆，把自己藏在圆心，像搭了一个椅子做的巢。她绕了两圈才找到入口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哇，这个堡垒真不错呐。”
每次她都端着那个粉色的碎花便当盒，每次脸上都挂着那个标准弧度的一成不变的笑容，每次都在我旁边坐下，中间隔着一道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有时她会多带一本小说或杂志。她会把那些东西放在我们之间的空地上，然后用下巴点点，说：“昨天在书店看到的，封面的画很好看，就买了两本。”
“为什么买两本？”
“一本自己看，一本给白鸟同学呀。”
她说得理所当然。
那些书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。安静的，细腻的，关于人与人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的小说。或者关于植物的、关于动物的、关于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微小事物的散文。有一本是摄影集，拍的是世界各地的图书馆，每一页都是不同的光线、不同的读者。
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喜好，也许是从我课桌上的书判断的，也许是从我在班上有限的发言中推测的，也许只是“直觉”。像她找到我一样，靠那种无法言说的、每次都准确无误的直觉。
她给我的糖果总是同一个牌子，浅绿色包装，味道是清凉的薄荷，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喉咙，像一条细细的、冰凉的小河。我从来不喜欢那个味道，凉意太冲，会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