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大代表团坐在会场相对靠左的位置，规模不大，但每个人腰杆都挺得笔直。代表团成员除了外交部和科技部的官员，还有两位“特别顾问”——正是周文远教授，以及一位来自东大顶尖理工学院、公开身份是信息科学教授、实则为CADL提供关键技术支持的学者。沈清月没有坐在代表团席位上，她和李澈、苏婉等人，在会议中心某个有安全线路连接的休息室里，通过内部视频实时关注着会场。秦教授则以“普罗米修斯”国际顾问的隐蔽身份，坐在西大代表团的后排观察席，面色沉静，指尖却在平板电脑上记录着什么。
西大代表的发言结束后，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安静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面露迟疑，他们被那些宏伟的技术图景吸引，却又本能地对其中隐含的统一标准和可能加剧的“认知鸿沟”感到担忧。几家老牌欧洲研究机构的代表则交头接耳，对草案中某些过于激进、偏向“增强”而非“辅助”的措辞表示疑虑。
轮到东大代表发言。站起来的是周文远。他没有穿西装，而是一身深灰色的中式立领外套，气质儒雅，与西大代表的技术精英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他没有立刻看向草案文本，而是环视会场，目光沉静而有力。
“感谢西大同事展示的宏伟蓝图。技术进步令人惊叹，其对人类潜能的拓展可能，我们深表赞同。” 周文远的声音不高，却自带一种学理上的厚重感，通过翻译清晰地传递出去，“然而，在谈论如何‘融合’与‘增强’之前，或许我们更需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技术，究竟应该服务于一个什么样的‘人类’？ 是一个思维效率不断提升、情感反应趋于‘优化’、认知路径日益‘标准’的‘人类’？还是一个认知可能无限丰富、情感体验复杂深刻、思维模式百花齐放，并在与技术的互动中，始终保持其不可还原的自主性与内在价值的‘人类’？”
会场安静下来。这个问题抛得太重，直指所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