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人坐在格里莫广场十二号的书房里，壁炉里的火是翠绿色的。奥赖恩靠在椅背里，灰色的眼睛看着雷古勒斯，目光里有一种“你终于要走了”的释然。雷古勒斯把那块表戴在手腕上。
“父亲。”他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低。“你——你会没事吗？”
奥赖恩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“我会没事的。你母亲——也会没事的。她需要时间。”
雷古勒斯没有问“需要时间做什么”。他知道答案。需要时间接受，需要时间愤怒，需要时间一个人坐在壁炉前，想她的两个儿子——一个被烧掉了名字，一个自己烧掉了自己的名字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没有回头。“父亲，我会给你写信的。”他推开门，走了出去。奥赖恩坐在椅子里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抬起自己的左手，看着手腕上那块银色的表。表盘上的指针还在走，蓝色的，一圈一圈的，不紧不慢的，和他从二十一岁戴到五十多岁，从来没有停过。
雷古勒斯把那封信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黑色的茶几，银色的烛台，深绿色的信纸，银色的墨水。信不长，只有几行字。他写了“母亲，我走了”，写了“我会很好的”，写了“对不起”。没有写“别担心”，因为他知道她不会担心——她会愤怒，会歇斯底里，会把他的东西从格里莫广场十二号扔出去。他不在乎了。他把信纸折好，压在银色的烛台下面，转身离开了客厅。没有回头。他穿过走廊，经过姑奶奶卡莉朵拉的画像。黑布还在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他在画像前站了一下。“姑奶奶，我走了。”没有人回答。但他觉得她在听。他推开门，走出了格里莫广场十二号。伦敦的夜风涌过来，凉的，带着一点雨后泥土的气味。他走下台阶，没有回头。门在他身后关上了。
沃尔布加把那封信看了三遍。她最后一遍看“母亲”那两个字。她把它折好，放进口袋，从扶手椅上站起来。黑色的高背椅，银色的扶手，椅背上刻着布莱克家族的族徽——Toujours Pur。永远纯粹。她走进客厅，奥赖恩站在窗边。
“他走了。”她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要高，不是高亢，是尖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？”她的声音更高了。“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你知道他要去哪里？你知道他——”她没有说完。说不出口。她唯一的、听话的、不会像西里斯一样被烧掉名字的儿子，走了。和那个混血女孩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