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十号街坊排着长队，七嘴八舌地把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来。老王手里的钢笔在硬皮卷宗上“沙沙”地走着，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，成了这屋里唯一的节奏。
许大茂一直靠在生着旺火的铸铁煤炉子边上，双手插在军大衣的兜里，一边烤火，一边拿眼角的余光冷冷地盯着已经被押进审讯室的那几扇铁门。
他被牵扯进来，除了做苦主指认赃物，还得配合警方做详细的笔录，这就得多浪费不少时间。
但许大茂一点都不觉得烦。相反，他这会儿心里畅快得恨不得当场翻两个跟头。
眼瞅着院里那些大妈大爷们把几分钱、几毛钱的烂账都报得差不多了，许大茂一挑眉毛，大步流星地走到了办公桌前，拉开那张掉漆的木椅子，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。
“王同志，街坊们那点事儿，顶多算是贪小便宜。”
许大茂把领口的扣子解开，脖子往前一探，两眼放光，嗓门提得老高：
“要论在这红星四合院里，被阎埠贵敲诈勒索得最狠的，那绝对是我许大茂！他那叫明抢！是利用职务之便骑在我头上拉屎！”
老王停下钢笔，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腕，抬头看着他：“许大茂，报案讲究实事求是。你被拿了什么，什么时间，说清楚。”
“您记好了！”
许大茂一拍大腿，掰着手指头，如数家珍地倒了起来：
“第一件！五九年秋天！我下乡给红星公社放电影，老乡看我辛苦，送了我两只活的野兔子。我刚推着车进四合院大门，阎埠贵戴着个红袖箍就窜出来了！”
“他拦在门槛上，非说我这野兔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角，是投机倒把，威胁我要去轧钢厂保卫科举报我！我当时年轻怕事，硬生生被他抢走了一只四斤重的大肥兔！这折成市价，少说得两块钱！”
老王眉头紧锁，钢笔在纸上飞快记录：“还有呢？”
“第二件！六零年腊月！”
许大茂越说越来气，唾沫星子乱飞：
“我去乡下放完电影，带回来半麻袋的红薯。阎埠贵美其名曰‘大院过路费’，从我麻袋里挑了三个最大、最匀溜的红薯拿走！那三个红薯加起来得有四斤重！”
“第三件！前年春天，我带回来两瓶正宗的汾酒。他也是打着三大爷的旗号，非说我带违禁品，直接从我网兜里顺走了一瓶！那可是汾酒啊！一块五一瓶还要票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