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观者，往往难以直观体会这笔私财在一八九六年的重量。是年清廷全国财政岁入总额，仅八千一百万两白银上下，囊括田赋、关税、厘金、盐税四大支柱，耗尽举国民力、搜刮四方财货，方才勉强凑齐。而徐坚仅凭一门轻资产、低运维、无徭役、无盘剥的新式产业，便独占大清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。这般体量的私人财源，在晚清历代帝王之中前所未有，即便对比各地督抚的私属财库、洋务集团的经营收益，也足以稳居顶层，为暗中建军、养士、织网、通商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本支撑。
即便手握如此巨款，徐坚依旧从未有过半分骄躁与松懈。他洞悉晚清财政的核心病灶，深知这二百四十万两年利，看似体量庞大，置于整个崩坏的国家财政体系之中，依旧杯水车薪，不足以支撑彻底的乱世革新与国运重塑。一八九六年的大清财政，是典型的账面平衡、实质破产，看似收支大体持平的账本背后，是早已溃烂、无可维系的债务深渊，而这一切的根源，始于甲午战败与《马关条约》的巨额赔款。
甲午一役，大清倾尽举国之力练兵备战，最终海陆皆溃、全线惨败，不仅葬送了数十年洋务运动的全部成果，更以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彻底打断了清廷自主理财、自主图强的根基。巨额赔款压顶，国库空虚、帑藏竭尽，清廷无财力赔付，只能被迫大举借入列强外债。自此，朝廷财政支出彻底失控，从传统的 “量入为出、自给自足”，彻底沦为 “借债度日、拆补续命” 的被动格局，晚清财政的崩坏，自此彻底不可逆。
梳理一八九六年清廷官方财政架构，其岁入结构极度单一固化，完全依托传统农耕与旧式商贸维系。全年八千一百万两的岁入之中，田赋占比百分之四十三，依旧是立国根本，依靠农耕土地压榨民力；海关关税占比百分之三十，受制于列强协定关税条约，税权不自主、税则不由己；商业厘金占比百分之十八，层层盘剥、扰民伤商，桎梏民间实业发展；盐税占比百分之九，是历代王朝固定的辅助税源。四项收入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