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坚躬身领旨。他心中清楚，慈禧不是真的认同留洋，只是觉得这是“小事”——比起割地赔款、权力稳固，比起她的颐和园修缮、日常享乐，选派子弟出洋，不过是无关痛痒的点缀。她不反对，也不支持，只把皮球踢给他，成了，是皇帝的功劳，能彰显她“知人善任”；败了，是皇帝的过错，与她无关，她尽可以置身事外，甚至可以借机收回他手中的权力。
这便是晚清的权力底色，制衡无处不在，算计深入骨髓。慈禧坐在颐和园的软榻上，看似不问政事，实则掌控着整个朝堂的命脉，每一步都在权衡，每一句话都在试探。载湉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奢望，他要的，从来不是慈禧的真心认同，只是一个“可以推行”的许可。只要慈禧松口，只要她愿意加盖那两枚“御赏”“同道堂”的印玺，他就能借国朝旧制，把留洋之事，一步步落地，一步步推进，哪怕过程再艰难，哪怕要付出再多的妥协。
世人多以为，清朝的政令，不过是皇帝一道上谕，便可通达天下，便可令行禁止。实则不然，国朝百年，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完善，早已形成一套森严、繁琐，却又极具约束力的政务规制。每一道政令的颁布，都需历经定议、拟旨、复核、颁行四序，一步不可错，一丝不可乱，既是彰显皇权的至高权威，也是为了防止皇帝独断专行、头脑发热下出愚蠢的政令，更是为了防止有人矫诏行事、截留政令，维系统治的根基。
徐坚看着折子上的方略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都经过他的反复斟酌，反复修改，既严格遵循国朝旧制，不越雷池一步，又暗藏他的深意与布局，确保每一步都能落到实处，确保留洋之事能顺利推进，不被守旧派找到可乘之机。
其一，定议之序。
三日前，他下旨召军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入值养心殿，闭门召对，不准任何人旁听，不准任何人外传议事内容。殿内没有檀香，没有茶点，只有案几上摊开的甲午战报、北洋水师残部名册、各国学堂章程，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。载湉没有空谈义理，没有引经据典，只摆事实、讲利弊，语气直白而沉重，没有半分帝王的虚浮。
他先摆甲午惨败的教训：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淮军溃不成军，辽东失守，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