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坚比谁都清楚，所谓帝党，不过是清流与改革派的统称。以他这个“光绪帝”为名义核心，翁同龢为旗手，聚拢了一群心怀家国、渴望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读书人，还有少数对洋务略有认知、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增强国力的官员——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，手里握着的是“变法图强”的口号，是对未来的憧憬，可手里没有实权，没有兵权，甚至连基本的财力都捉襟见肘。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“皇帝”身上。
而后党，便是渐进派与保守派的集合体。慈禧太后端坐于颐和园的幕后，一手掌控着大清的最高权力，李鸿章、荣禄等人环绕左右，构成了后党的核心。他们并非全然反对变革，只是他们的变革，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裱糊匠式改革，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根基、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，更不触动慈禧太后权力的前提下，做一些修修补补的表面功夫。就像洋务运动那样，买几艘军舰，建几个工厂，练几支新军，看似热热闹闹，实则只是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了一件西方的外衣，内里依旧是千疮百孔、不堪一击。他们表面上尊他为帝，实则事事听命于慈禧，他的任何决策，若得不到慈禧的默许，都只是一纸空文。
徐坚端起砂铫，倒了一杯热茶，滚烫的茶水入喉，却暖不透他心底的寒凉。他越清醒，就越明白自己身处的困境有多艰难——他是皇帝，却没有皇权；他想救国，却没有力量；他握着救命的药剂，却可能被这药剂所裹挟。
他常常在深夜里独自思索，以后来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个时代的党争，审视这场看似轰轰烈烈，实则极难成功的改革。帝党与后党的争斗，表面上是政见之争，是改革与保守之争，本质上，是新兴的民族资产家、进步知识分子与封建地主、官僚之间的斗争。而这场斗争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帝党的弱势——因为他们代表的集团，在当时的中国，还未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，而他们所追求的改革，终究是在封建体制的框架内打转，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；更因为，他们的核心“光绪帝”，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，一个被他这个穿越者占据的躯壳。
徐坚清楚地知道，中国的体制，从来都不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