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丈量队又来了。管事还是那张笑脸，还是那句请量。丈量队继续量。量到第十天，这个大商户的地还剩两块没量完。丈量队的队长坐在田埂上，把皮尺卷起来又拉开，卷起来又拉开。皮尺的边角磨出了毛刺，尺面上的刻度有些模糊了——不是磨的，是拉得太多次，尺面被手汗浸湿了又晒干，晒干了又浸湿，反复了十几天，刻度被汗渍洇得模糊了。
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一个县。西片的洛阳、偃师、巩县，中片的郑州、许州、陈州，东片的汴州、宋州、亳州——三路丈量队报上来的情况都差不多。大户不硬顶，不关门，不挡路，就是拖。拖到丈量队自己累垮了，拖到限期过了，拖到朝廷等不起了，自然就撤了。
房玄龄把信从头看到尾。看到第三页时，手指在“地契上的名字是分散的”这一行上停了一下。他把这一页抽出来，放在桌角。然后把信递给任东。
任东接过去，一页一页翻。翻到张文恭写管事站在村口的那一段时，手指在纸面上划了一下，指腹擦过“笑脸相迎”四个字。翻完了，把信放在桌上。
“大户在拖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，语速不快。
“拖到丈量队自己放弃。丈量队不是常驻的——关中的书吏调到河南，是有期限的。三个月量不完，他们就要回关中。等他们回了关中，丈量就停了。停了之后，大户藏的地就还是他的。”
杜如晦从外面走进来。他刚去了户部库房，袍子上又沾了一层灰。他把灰拍了拍，灰扬起来，在窗口透进来的阳光里飘了一会儿，慢慢落下去。
“拖，是因为拖的成本太低。丈量队在村里耗一天，大户管一顿饭——一碗粟米粥，一碟腌萝卜。一天的成本就是一碗粥一碟萝卜。拖一个月，也就三十碗粥三十碟萝卜。拖得起。”他站在桌边，把张文恭的信拿起来又看了一遍。“但丈量队的成本高。一百多个人，从关中调到河南，每天的工钱、口粮、马料，加起来不是小数。拖一天，朝廷就多花一天的钱。拖到限期到了，朝廷花的钱白花了，地还没量完。”
房玄龄把河南道的地图重新铺开。西片、中片、东片，三片同时推。每片派了五十个书吏，加上河南本地的丈量队员，每片有上百人。上百人耗在一个县，十几天量不完一个大户的地，不是人不够，是法子不对。他把地图上的东片圈出来——东片最难清，大户最多，地最分散。